中国的文化重师承，重传承。孔子讲尊师重道，师道讲传承，传承老师的经验，自己少走几十年的冤枉路，这是重师承的道理。
所以师友与一个人的成就前途大有关系。孔子的学生曾子就讲过这个话，师与友两方面不可以缺一，“用师者王，用友者霸，用徒者亡”。尤其是一个领导人，任何一个团体单位，领导人必须要有师友帮助，所以良师益友是文化的中心。
“用师者王”，能够谦下于人，把人才当老师看待，则可以称王。“用友者霸”，像刘备用诸葛亮以朋友相处，所以只能守一个小小的局面称霸。“用徒者亡”，这三句名言，古今中外历史，都没有违背这个原则。如：汤之于伊尹，周文王之于姜太公，都是以师道相处；汉高祖之于张良，则在师友之间；刘备之于诸葛亮，则是以友道相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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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师者王
领导者非常谦虚，尊奉真正贤能之人为老师，从而“王天下”成大功。例如周武王用姜太公尊之为国师，其后文王逝世，武王继位，又用姜太公并尊为尚父。汤用伊尹，齐桓公用管仲尊之为仲父，燕昭王用郭隗，都是用师。
用友者霸
领导者对下属像兄弟朋友一样。例如刘邦用萧何、韩信、张良，苻坚先生用王猛，刘备用诸葛亮等等，都是用友。
用徒者亡
“徒”则是指专用言听计从、唯唯诺诺、顺人喜好的人，那是必然会失败的。
所以用师道相处则是成王，成功最大；以友道待贤能的人，则可称霸；至于用徒，那就谈不上了，那只是爱用听话的人，只有让被用的人听自己的。用友则不同，可以相互讨论研究的；用师则更不同了，那就不只是讨论，老师说了就算数的。一个当皇帝的人，要听一个老头子的话，要听他说“你非这样办不可”，那还受得了！这种修养就很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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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感情上最痛快的就是用徒，只晓得当面“山呼万岁”，指东便东，说西就西，错了他也跟着错，绝不提出正确的意见。用这样的人虽痛快，可是有什么用？所以用徒者亡。
“用徒”让自己感到快乐，“用友”让自己受到约束，“用师”却让自己受到压抑。所以，今天喜欢“用徒”的领导者远远多于“用师”者。
燕昭王登上了残破的燕国王位后，他谦卑恭敬，以厚礼重金招揽天下贤才，以图依靠他们报仇雪耻。一天，他求教于贤士郭隗，请教雪耻兴国之大计。郭隗说：“成就王业的君主，以贤者为师；成就霸业的君主，以贤者为友；亡国的君主，以贤者为奴仆。其意为：
如果折节屈尊侍奉贤者，
那么，才华超过自己百倍的人就会到来；
如果虚心老师接受教导，
那么，才干超过自己十倍的人就会到来；
如果独断专行、颐指气使，
那么，干杂活、服苦役的人就会到来；
如果对人暴虐粗野、发怒骂人，
那么，唯唯诺诺，言听计从的犯人、奴隶就会随之而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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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于别人去工作，后于别人去休息，先于别人向人求教，别人已经不求教了，自己还求教不止。这些都是古代施行王道、招揽人才的办法。君王如果能够广泛选拔国内的人才，亲自登门拜访，天下人听说大王亲自拜访贤臣，天下的贤士一定都会奔赴燕国。”
后来，燕昭王专为郭隗修建了官宅，并尊他为师。不久，乐毅从魏国来了，邹衍从齐国来了，剧辛从赵国来了，有才华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聚集到燕国。昭王悼念死去的人，安慰活着的人，同老百姓同甘共苦。
二十八年后，燕国殷实富裕了，士兵生活安适，都乐意为国而战。于是，昭王就任命乐毅为上将军，与楚、秦、赵、魏、韩等国合谋讨伐齐国。齐国大败，齐闵王逃往国外。齐国的城邑没有被攻下的，只有莒和即墨两处。
纵观历史，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规律：“今古豪雄，善始者繁，克终者寡”。
《庄子諵譁》中写道，鲁哀公的结论是：“吾与孔丘，非君臣也”，他与孔子，不是国王与臣下，而是“德友而已矣”。可以说是道友，道德的朋友。所以说，鲁哀公是个小诸侯，不能成其大者，是有原因的。这是中国历史的天经地义。
用徒弟的下场不好，这是所谓唱京戏“末将听令”一类的臣下，大家都是唯命是从。鲁哀公到底有没有大帝王的器度呢？最后说是跟孔子德友而已，他没有说我师是孔子啊！
所以历史上用师则王，譬如汤用伊尹，周文王、武王用姜太公，这都是用师；汉高祖用张良，刘备用诸葛亮，这些是用友，朋友同僚之类，够不上以师道用之。总之，秦汉以后，没有用师道的，都是用友而已。唐玄宗以下子孙四代对李泌，仍是用友而已，并不是用师，这是我们顺便提到的。
盖天地之道，日中必移，月满必亏，泽满则溢。人之道，泰则骄，逸则奢，骄奢既起，恶则随之，此所以召祸也。福则反是，所以积善得长享也。盖人之性，处艰困之中，莫不惕励恐慎。既得志也，则放逸纵情。故今古豪雄，善始者繁，克终者寡。霸吴者夫差，亡吴者亦夫差也。然而王霸之后怎样才能传于万世？历史上没有几人能做到世代称霸，归根结底是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，一个可以一直举贤用能，唯才可恃的用人之道体系。
国外的那些可以生存百年以上的企业，无一不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优良体系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体系也在不断的更新完善，适应着时代的变幻。这对与国内的企业来说，也具有很强的借鉴和指导作用，对当今企业的发展大有裨益。
